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13日北京时间傍晚揭晓。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因其对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与技术进步理论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奖。
笔者手头正好有他们的四本书，都是英文版的。本文基于所阅读的书和网上搜索到的有关的资料，将这三位学者的学术历程、代表著作与理论贡献，作个极其简单的介绍。
由于笔者关注秩序经济学，也忍不住想和诺奖得主对个话，从而尝试开辟一个理解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秩序演化的视角。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有关技术史与增长前提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美国经济史学会前主席。其学术贡献大多数表现在将技术史纳入主流经济稳步的增长理论，提出增长的文化前提假说，强调知识积累、认知框架与制度宽容是工业革命与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必要条件。他的著作，笔者知道的有三本，手头有第一本和第三本，缺第二本。
《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与经济进步》（The Lever of Riches，1990）系统梳理了从古典时代到20世纪的技术创新史，提出“技术范式”概念，指出技术突破具有路径依赖与集群效应。
《启蒙经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史》（The Enlightened Economy，2009）论证了启蒙运动如何通过塑造“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体系，推动英国成为首个工业化国家。提出“工业启蒙”概念，强调知识扩散机制（如科学社团、专利制度、印刷术）对技术采纳的决定性作用。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2016）提出“文化—制度协同演化”模型，认为认知规范（如怀疑主义、经验主义）与制度安排（如学术自由、专利保护）共同构成“增长的文化”，是“持续增长”（sustained growth）的深层前提。
诺奖评委会述及他的理论观点，但学者更关注他的方法，在实践层面则关注其理论的政策意蕴。莫基尔不只是观点有创新，在方法论和理论上，还有政策上，都有创新。
莫基尔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叙事嵌入增长模型，用“知识—文化—制度”三位一体取代索洛的外生技术假设，从而证明制度差异并非背景噪音，而是决定创新能否落地的关键变量。其政策含义是，制定任何补贴、私有化或全球化方案前，都必须先评估目标国的知识基础、文化信念与治理秩序之间的匹配度，否则技术移植会因水土不服而失败。
另外两位得奖者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理论的数理奠基者。仅看学术术语，他们就像是熊彼特大师的传人，把老师的理论作数字化处理了。阿吉翁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是熊彼特增长理论复兴的核心人物。霍伊特则是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宏观增长理论专家。笔者曾经接待过这个学校的一些学者和学生，他们访问北京，我给其中的学生上过课，记得跟他们讲的是对中国发展的制度解释，与创新性破坏解释有点距离。奥派认为破坏就是破坏，怎么会有创新性破坏？
他们两个人得奖的论文是其1992年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开启内生增长理论第二波（AK模型为第一波，主张提高储蓄→扩大投资→持续高增长）。他们两个人双剑合璧，建立了阿吉翁-霍伊特（Aghion-Howitt）模型。该模型以垂直创新（quality ladder）为核心机制，新技术完全取代旧技术，创造短期垄断租金。其增长引擎是“研发投资→概率性创新→短期垄断→租金消散→新一轮创新”的循环，不断推高生产力。创新具有破坏性，旧技术持有者的利润被迅速压缩至零，呈现赢家通吃格局，并可能引发技术失业。长期稳态增长率由研发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均衡决定，政策可通过补贴、专利保护或税收调节影响该均衡，从而改变长期增长趋势。
阿吉翁和霍伊特的代表著作有两本。《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1998，与Howitt合著）系统整合Romer、Lucas、Grossman-Helpman等模型，提出“阶梯式创新”与“逃离竞争效应”：当企业接近技术前沿时，竞争压力反而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创造性破坏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2021）面向公众写作，指出全球化、教育、竞争政策怎么样影响创新效率，反驳“技术停滞论”，强调绿色创新与AI将成为下一轮增长浪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和模型都很厉害，其理论和模型的政策启示也很有一定的影响力—竞争政策需打破行政垄断，保留可承受的竞争压力，让国企、民企、外企同场竞技，倒逼低效主体退出。教育政策要把高校课程与产业研发图谱实时挂钩，以校企联合实验室、订单式培养减少“技能错配”，让毕业生成为创新生力军。绿色转型则实行“碳定价+研发补贴”组合，对高碳排放形成成本挤压，对清洁技术给予利润前置，从而触发“定向创造性破坏”—旧产能有序退场，新产能加速替代，实现减排与增长双赢。
笔者这些年思考的秩序经济学（Order Economics）框架，严格说不是正经经济学的分支，所做的是把理论简化，然后用函数方程形成模型，虽然能用数学表达，也可以用大数据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不过这种函数不是牛顿方程，而是一种社会科学现象的数学隐喻，它不在严格定义的数学约束条件下，而是在开放秩序中的一种状态，如果加上时间变量则可能是动态过程。它们都不是封闭的，横不到边，纵不到底。而且所谓的因变量、自变量也不是数学上的，而是自己都会变的，也会因此而变化的。所以，笔者的定量模型和诺奖的定量模型，数学基础就不一样。
在此，笔者与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三个问题上作些对话：相同的技术与资本投入，为何在不同国家产生迥异的增长绩效？中国47年高速和中快速地增长，仅用后发优势或要素投入可否解释？如何理解制度适应性效率而非单纯的制度最优？
在这三个问题上，进行秩序经济学的思考，然后提出新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当然不敢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模型，不过是整合了他们的重要元素。
笔者的秩序经济学概念体系围绕秩序展开，提出一套既与主流制度经济学对话、又能解释中国渐进转型经验的分析框架。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六点。
1.秩序的定义。秩序是人类行为可预期的一种结构性状态，它由四个维度共同构成：法律、规范、权力与知识。四维度互动，决定了社会运行的“可预期范围”。
2.与主流理论的差异。经典文献（如诺斯的论文）把制度简化为规则，强调正式约束与第三方执行。秩序经济学指出，规则只是秩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四维度随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性。制度并非静止的博弈均衡，而是持续被阐释、修补和再设计的活结构。
3.制度企业家。在既有秩序的缝隙里，总有一些行动者通过创新规则来谋求新空间，他们被称为制度企业家。典型例子包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技术社群等。该概念填补了达龙·阿西莫格卢（Daron Acemoglu）等人提出的制度漂移中能动性缺失的空白：制度变迁不仅靠外生冲击或随机漂移，还依赖这些中介角色的策略性试错与组合创新。
4.渐进式制度变迁机制。制度企业家推动的变迁遵循“试错—学习—扩散”三阶段—试错，在小范围创设临时规则，降低失败成本；学习，根据局部反馈修正规则，积累合法性；扩散，一旦被证明可行且与宏观秩序兼容，便通过模仿、行政推广或法律确认扩展至更大范围。这一机制与阿吉翁的阶梯式创新类似，但额外强调政治可行性—任何新规则一定要通过权力与规范维度的可接受性检验，才能避免被旧秩序反弹淘汰。
5.治理型国家的新角色。国家不再是诺斯模型中潜在的掠夺之手，也不单单是韦伯意义上的垄断暴力的中立执法者，而是兼具“秩序维护者+制度企业家”的双重身份—秩序维护者，通过法律、监管和公共服务保证底线秩序；作为制度企业家，主动设计分权化试验（例如经济特区、自贸片区、监管沙盒），把局部试错风险限制在可控范围，形成可复用、可推广的新规则。这种角色转换回应了所谓的“中国悖论”—在强国家能力的前提下，仍能实现高速市场化与高速增长。
6.总体解释力。将“动态适应性、制度企业家、渐进试错与国家赋能”整合在一起，秩序经济学框架能够说明：为何中国的改革没有走“休克”道路，却能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为何同一政策在不一样的地区呈现差异，且差异本身成为下一步全国规则“素材库”；为何地方政府竞争并未导致秩序瓦解，反而在“中央—地方—市场”三层互动中形成新的可预期结构。
简言之，秩序经济学概念体系把“秩序”置于分析核心，用四维度动态观替换静态规则观，用制度企业家的能动性弥补制度漂移的随机性，用国家的“治理型”角色解释强国家与市场化何以并行不悖，从而提供了一条理解渐进式制度变迁的新路径。
（二）与莫基尔-阿吉翁-霍伊特框架的三重对线.技术维度的对话。主流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从索洛式外生给定，到罗默-阿吉翁式内生研发。秩序经济学回应，只看到发明，忽视采纳—地方保护主义、标准战争等秩序成本常把新技术锁在门外。整合路径—引入技术-制度兼容性概念。中国高铁建设模式之所以能被快速吸收，是因为中央通过“部际协调+标准统一”提前支付了秩序成本，把潜在的地方博弈转化为可预期的协调红利，从而把采纳成本曲线整体下移。而其他几个国家的制度缺乏兼容性，所以虽然有技术，但并没有发展。
2.文化维度。主流增长理论认为，莫基尔强调启蒙文化孕育的自由、怀疑与个人主义才是创新温床。秩序经济学回应，儒家传统也能生成实事求是的实用理性，不必非走西方个人主义独木桥。整合路径—提出文化秩序的多重均衡。科举制虽然抑制了近代科学革命，却同时沉淀出一套可编程的官僚科层秩序；这套秩序在改革开放后被拿来充当政策试验的纵向通道，使局部试验得以在保持中央统筹的前提下快速扩散，形成非西方式的创新基础设施。
3.创造性破坏维度。阿吉翁模型以“自由进入+严格产权保护”为前提，破坏与创造同步发生，且在同一市场内完成。秩序经济学回应，中国出现选择性破坏—能源、金融等上游仍保持国企垄断（低破坏），互联网、制造业等下游充分竞争（高破坏），形成双轨秩序。整合路径—提出梯度创造性破坏。通过行政垄断与市场进入的时空分离，把破坏的冲击分散到不一样的区域与时段—20世纪90年代国企“下岗潮”并未演化为社会震荡，正是因为乡镇企业与沿海出口部门在同一时期扩张，吸纳了被释放的劳动力，从而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完成低震荡的要素重组。
4.迈向“秩序—增长”综合框架：一个尝试性模型。在上述三个维度对话的基础上，我们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尝试性的秩序—增长模型。其基本假设是，秩序是增长的第四要素（除劳动、资本、技术外），具有网络外部性与路径依赖性。制度企业家通过边际秩序创新（如“放管服”改革）降度交易成本（如审批时间），其函数为：
创造性破坏的社会可承受性取决于秩序缓冲机制（如社保、再就业培训），否则将引发秩序崩溃（如苏联休克疗法）。
（三）在政策方面，诺贝尔奖得主的建议与秩序经济学修正的建议能形成两组对话
第一，创新补贴。传统建议：按阿吉翁等人的标准做法，直接补贴研发即可提升创新密度。秩序经济学修正：补贴必须前置区域秩序评估。同样一笔研发补贴，落在政府信用高、司法执行率高的地方，其杠杆效应显著；落在政府信用低、拖欠账款频发的地方，补贴资金可能被拖欠、截留或寻租，最终使得创新产出大打折扣。因此，补贴效率内嵌于区域治理秩序，须先评估、后投入。
第二，全球化。传统建议：传统经济学默认自由贸易自动带来共赢，只要关税降到位即可。秩序经济学修正：关税为零还不够，必须追加秩序互认机制。以RCEP为例，成员国若不能在标准、认证、数据流动等制度层面相互承认，就也许会出现制度脱钩—即使物理商品零关税，技术链也会因标准分歧而断裂。因此，全球化治理的核心已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秩序协调，只有把标准、监管、信用评估纳入同步谈判，才能防止技术链、供应链被非关税制度壁垒割裂。
总之，莫基尔认为，增长需要文化土壤；阿吉翁与霍伊特认为，创新需要竞争压力；秩序经济学家认为，二者均需嵌入可承受的秩序结构。实际上，中国40多年快速地增长，恰是技术模仿—秩序创新—制度企业家三者协同的结果。未来，经济发展显然要面对AI技术的创新性破坏，这尤其需要超越制度最优的幻觉，转向秩序适应性的务实探索—这或许是秩序经济学者对增长理论的可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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