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传》云：“物相杂，故曰文。”各种线条、颜色交错在一起，便称作“文”，引申指对人的天分进行润饰，所以文的对义词是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正人”，天分强过文明的润饰，便不能很好地办理自己；文明的润饰掩住了天分，就导致浮华夸饰。文质彼此平衡，这才是正人该有的气质。
不同于墨家之尚质，道家之反文，儒家对诗书礼乐之文有着特别的重视。其时有棘子成者，质疑儒家重文，说：“正人质罢了矣，何故文为？”孔子的学生子贡立刻辩驳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假使没有了毛色斑纹相差异，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没有了差异。正人之道，固不只要有夸姣的天分，更要经后天诗书礼乐的文饰，才能动行举动，莫不文雅典重，天然流露出尊贵的气质。
文独具教化功用。《易·贲·彖》曰：“观乎地理，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全国。”人文、文明二语，并出于此。治国之大人正人，对文的含义有了殷切之了解，遂能教化全国，让全国臻于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蕴着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宗教观的思维，能够统谓之曰人文思维，它的终极目标，便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全国”，而其详细施行的途径，则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教，谓之“文学”。因而，在孔子那里，在前期儒家那里，文学的底子意旨仅仅一条：养成学者完善的品格。
儒家以为，学者一生所学，不过是求得品格的彻底，亦便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谓。今人入孔庙，凡孔庙中必有两副匾额，一副为“中和位育”，一副为“与六合参”，并出于《中庸》。与六合参（sān），意即与六合并列为三才，这是孔子为我国人所开示的民族崇奉。完善的品格即法天则地、与六合参。效法六合运转之音讯，让自己的品格臻于六合伟美之境，此即儒家的底子意旨地点。
完善的品格在气质上体现出的便是彬彬有礼。尔雅的尔，通“迩”，是“近”的意思，尔雅便是亲近于雅。“温”是温柔敦厚，“文”者谓正人言行举动，皆合于规则，合宜、合度、夸姣。然则彬彬有礼的美德自何处而来？只能从文学中来。
先秦时凡饰身润德的学识，都谓之文学。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文学便有了愈加清楚的界说，只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的，才被以为是文学。便是说，文学须出于深重细腻的审美感受，抒发达意，须借美丽的文辞声韵传递开来。尔后直至二十世纪前，我国人的文学观念盖皆不逾于此。
而新文明运动之后所谓的“文学”，则是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义有二，一为文学须有共同的语言艺术，二为文学须体现作家共同的心灵国际。朱光潜先生无疑是受此文学观影响的一位学者。他以为侦探小说不是文学，由于侦探小说满意的是读者的沉着，而不是读者的情感。但假使持此文学观观照我国传统文学，直是圆凿方枘，扞挌难通。如载道的文，用于酬应的表启，甚至祭文哀诔，这一类的作品，在新文学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学，但是它们恰是我国文学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明运动之前，我国人所谓的文学，有着比今天之文学更崇高的位置。文学，是国学的三鼎足之一。我国传统学识，只要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文学便是辞章之学。辞章不只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经部中诗经、易传、尚书、礼记、左氏传何曾不是辞章？诸子百家之文，皆是后世习文的涂轨；史部中《史记》、《汉书》是古文正宗，唐人刘至交《史通》、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这两部闻名的史学理论作品，又都是美丽的四六文；我国文学理论的最高成便是《文心雕龙》，清人王先谦《骈文类纂》选录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一部文学理论的作品，竟一起也是最好的文学作品，这在已为西方文学观所俘虏的今之学者那儿，是无法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