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从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步入重建轨道，百废待兴；80年代高校数量激增、规模扩张，迎来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90年代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经历体制转型与价值重构；21世纪后伴随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向大众化，并逐渐走向普及化阶段。
昨日周书灿老师剖析了河南大学人才流失的结构性困境，今日继续跟着周教授，聚焦历史学教育，从师资配置、科研水平、教学实践三个维度切入，揭示这所百年学府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根源。
（本文节选自《读郑永福先生胡门问学记》，作者：周书灿。）
郑先生说，其三十五岁到开封，师从毛健予、胡思庸、荣铁生三位老师学习中国近代史。显然，毛健予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牵头导师，胡思庸、荣铁生为导师组梯队。以后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一如前往，亘古未变。郑永福先生说，1979年9月初到开封报到，当时胡先生在北京修订《中国近现代史新编》，毛先生说，郑先生的主要导师是胡思庸。200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学校史》记载，1979年8月26日，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封师范学院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并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学校师资和高等学校部分基础课师资。1980年，河南师范大学教工及各类在校学校达12000人，其中研究生77人，教师中正、副教授70人。后，河大是国务院首批核准招收研究生的高等学校之一。1981年，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古代史、英语语言文学7个专业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此外，中文系的汉语史、现代汉语、外国文学，历史学的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教育系的普通心理学，数学系的拓扑学、代数，地理系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物理系的自动控制理论及应用等11个专业、21个方向也获准从1979年开始招研究生。
综上可知，1979年河南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均慢慢的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来成为我的大学老师的郑老师入学时，河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尚未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应该属于到其它机构申请学位的那种培养类型。全校70个正、副教授支撑全校18个专业招生，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师资老化、学生大龄，自然是时代造成的。据说，中国古代史学科的牵头导师是孙作云教授，孙作云先生刚命过题，就去世了，因为中国古代史学科上段没有教授，临时将郭豫才教授从西南师范学院调入作为牵头导师，此后逐渐形成了以郭豫才教授为牵头导师，以朱绍侯、郭人民为梯队的研究生导师组。再往后，郭豫才退休，郭人民去世，唐嘉弘先生从四川大学引进至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上段分别形成了以唐嘉弘先生为牵头导师，以陈昌远教授，再往后是李玉洁教授为梯队的先秦史导师组，和以朱绍侯教授为牵头导师，杨天宇、郑慧生、范振国、王子超等为梯队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导师组。事实上，郑慧生、王子超的方向均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之所以形成如此两支队伍，自然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较之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河南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被称为中原洼地。以文科见长的河南大学（当时还叫河南师范大学），代表当时人文科学高度的代表作也仅仅是任访秋教授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鲁迅散论》，黄元起教授的《历史学与精神文明建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科学和史学概论研究的关系》，胡思庸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新编》（上册）、《龚自珍思想略论》，孙作云教授的《天问研究》，韩承文副教授主编的《1848年欧洲革命史》等。不少教授原本就是中学教师，不知何时调入河南大学的。如毛健予先生终生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其在开封高中任教时，曾是河南老乡先生的班主任。也有一些教授终生未见有什么有名的文章、著作，如郭豫才教授出道很早，但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闻所未闻。郭人民先生早年曾错划为，对于《战国策》颇有研究，当然郭先生生不假年，但和同时代的学者如金景芳、杨宽、缪钺相比，必须实事求是承认，差距不止一点点。荣铁生是著名史学家荣孟源的侄子，姚瀛艇先生是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姚丛吾的侄子，刘增杰教授是著名史学家尹达（刘曜）的侄子，这在古今学术界并不稀奇。侄承叔（伯）业，子从父业，婿从翁业，各行各业都很多见，学术界也不例外。只是到后来，官位代代相传，如张礼刚是张倩红的学生，祁琛云是苗书梅的学生，近亲繁殖，世代传袭，则和此前的侄承叔（伯）业，子从父业，婿从翁业，有着实质性的不同，是近亲繁殖与学术官僚化的集中体现。
不少人挺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教育，较之于今日大学科研GDP下的量化管理和人才评价体系混乱造成的无序的内卷，甚至有的人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的确，那个年代，没有考核，没有刊物间三六九等的差别，也没有各类人才帽子的称号，很多教师都在极度宽松的大环境下进行着教学和科研工作。但不得不承认，少数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一代人，有些人还是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的，但在以后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不少人长期受到冲击，迄20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人才刚评聘为副教授，不少人学术研究被迫长期中断，此时他们已过了知天命的年岁。绝大多数20世纪50—60年代参加工作的教师，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学业荒废的占大多数。迄20世纪80年代，这一批教师基本还都是讲师职称，他们都进入了中年时期，很多人缺乏科研潜力，课堂教学基本和中学类似，多为知识灌输型课堂讲授，缺乏深度和新意。例如，直到1990年，蔡行发老师仍提醒我，夏朝疆域到达了江南，他的依据仍然是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大禹巡行会稽的传说。显然，蔡先生泥古不化，对夏古新进展一无所知。后来，有的老师说，蔡老师头脑昏昏沉沉，例如，开一门《秦汉史》选修课，听课的同学不到5个人，我倒真的很想认真听讲，不过蔡先生的选修课比通史课讲的还简单，什么楚汉战争项羽败亡的原因，西汉王朝和匈奴的战争，王云海、姚瀛艇先生说，实在不知道讲这一些内容干啥！
此后，恢复高考之初的本科生、研究生，慢慢的变成为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历史系教学与科研的新生代和主力军。实事求是讲，在当时的河南大学校园，被公认为讲课很好的郑慧生、孟彩云、谢京师等等，都明显呈现出学术根基缺乏，知识面狭窄，课堂举例，翻来覆去，文字表述，哗众取宠的感觉。郑老师思维敏捷，试图在课堂上给学生以新的启发，其举例说，商代有几个王共同祭祀一个先妣的例子，却未曾发现一个王祭祀几个先妣的例子，说明，一个女的可以生几个孩子，但没有听说过几个女的生一个孩子的情况！孟老师讲思想品德课，能够吸引学生的兴趣，当然在承认有其卓越的讲课艺术的同时，实在不知道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人、人性、人学究竟有哪些研究！谢老师讲课，反复讲帮别人卖毛线的事，简直讲得耳朵发痒！
田海林先生已经去世几年了，田去世前曾任职河南大学、山东师大。较之于郑老师泛泛而谈的课堂讲授，倒觉得田海林先生还真有点学问。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不懂中国古代思想的源流，自然是讲不好的，更不可能讲深入。读大学时，郑老师讲文化的三个层面，物质、制度、思想，自我感觉很新，因为当时学术界兴起文化热，事实上，他讲的都是庞朴讲剩下的东西，毫无新意。有一次课堂上，田先生将朱熹与康德的思想比较，虽然一知半解，但听起来挺新鲜。后来郭汉民七十华诞及《郭汉民文集》首发式在湘潭大学举行，因为参加另外一个河南的会议，分身无术，没有前往湘潭，错过了和田先生的谋面，未想到竟然成为永别。讲近代史课程的还有马小泉、郭双林、张莲波、吕美颐等，不知为何，当年读大学时，笃信了古人所说书不读秦汉以下的古训，对中国近代史丝毫提不起兴趣。业师唐嘉弘先生说，中华五千年史，讲古代，扬眉吐气，讲近代，垂头丧气。由于当时缺乏辨别能力，读书很杂，所有选修的课程如日本史、美国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专题只听开头，不要学分。马小泉和阎照祥等都是工农兵学员，学无根基，马先生还混了个章开沅的博士，但未见其在中国近代史哪个领域有过深耕，当官已久，官气十足，但相对于阎照祥，偶尔还能露出一点点或真或假的笑脸，阎照祥则整天乌云密布，如果说偶尔有笑脸，则必然是皮笑肉不笑的那种奸笑。郑老师则和蔼好多，只是和李振宏及后来的程民生一样，带着不可一世的目光，自以为天下第一，有这样的自信固然很好，但过于自信则无异于不知天高地厚。
综上可知，20世纪80年代的河南大学历史教育，不仅并非十全十美，事实上问题多多。这一点，连《河南大学校史》也实事求是地承认，1984年3月，河南大学组织27人分赴各地，对1981、1982、1983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这三届毕业生中，少数学生专业思想不够稳定，有些学生在教学岗位上暴露出基础知识较差、备课不认真、教育学生的方式不太妥当等问题。1982年9月25日，学校70周年科研学术活动延续了三个月，时间过长，少数论文质量不高。以上表述，《河南大学校史》显然采用了一些特殊笔法，时代在发展，学术在进步，我们还是坚持陈寅恪先生理解之同情原则，不可忽视当时中国学术教育的特定时代背景，但仍然停留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与科研水准，河南大学要创建一流大学，仅仅靠一个张锁江，显然犹如痴人说梦。
今日河南大学和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都会很自豪地向人们介绍，这所驰名国内外的高等学府曾培养出诸如尹达、邓拓、姚雪垠、白寿彝、周而复、马可、石璋如、韩儒林等之类的优秀学子，冯友兰、范文澜、嵇文甫、赵纪彬、郭绍虞、蒙文通、高亨、姚丛吾、姜亮夫、缪钺、赵俪生、李白凤、孙作云、任访秋、周守正、于安澜等大师级的学者曾在此任教。这不是虚构和杜撰，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然而，无论李可亭先生还是李旭先生，都把曾经给他们授课的朱绍侯、周宝珠、阎照祥、李振宏、马树功、马小泉、郑永福、郑慧生、秦英君等一并称之为大师，则极不符合情理，也绝非实事求是的盖棺定论。当年，梅贻琦校长曾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迄今为止，梅校长的话仍不过时。国立河南大学的兴与改革开放后开封师范学院（后易名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的衰，很好地诠释了梅校长的这一科学论断。
综前所论，改革开放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已有名气的教授，河南大学已所剩无几。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迄改革开放之初，后来略有名气的一些学者，如朱绍侯、胡思庸等，还都是讲师。1979年2月，开封师范学院党委扩大会议宣布，学校工作重点转移，把各项工作纳入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道路上来，尽快消除“”的影响，努力建立起一支稳定的、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和干部队伍。历经1978年、1979年，晋升教授、副教授45人，迄1980年，易名后的河南师范大学全校也仅有教授、副教授70人。如果具体到历史学科，教授、副教授更屈指可数。1980年4月，河南省高校检查团全方面检查河大的教学质量，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指出存在的主体问题，如教学大纲不很齐全，少数教师教学不甚得法，启发性差；有些课程的教材还不适应教学要求；学生学习死记硬背，纪律松弛等（参见《河南大学校史》P349）。直到1990年我大学读书毕业，觉得以上问题仍继续存在。
郑永福先生在《胡门问学记》中提到，“1985年，上面有意任命我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找我谈话，我不想干，找先生汇报。”时过境迁，郑先生这一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已不得而知了。郑先生说：“此后长达六个年头，我先是副主任，辅佐林加坤主任，后在朱绍侯先生统率下主持系里日常工作。”在《胡门问学记》（上），郑先生还说：“当1990年后我在河南大学遇到些不愉快的时候，先生几次找到学校党委书记韩靖琦，要求学校放我走人。1991年，我到了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本来先生想让我到他身边工作，王天奖老师（时任河南省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也希望我去他那儿。但社科院有人（当然是有点地位的人）不太同意，只好作罢。”将以上的话连接起来，则很容易解释，1991年，郑先生缘何“遇到些不愉快”。郑先生在河南大学历史系担任了长达六年的副主任，并在朱绍侯先生担任系主任（当时朱先生的实际职务为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系主任为兼职）期间，主持全面工作。1989年之后，学校免去朱绍侯历史主任职务，业师唐嘉弘先生任河南大学历史主任兼任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不知为何，朱派嫡系郑永福、马小泉被要求辞去历史系副主任职务，朱门弟子龚留柱被免去历史系副主任职位，孙心一、马树功任历史系副主任，此后，长期在河南大学经营已久的朱派暂时在历史系失势，以后来成为河南大学校长的靳德行为首的靳派以非常大的优势压倒朱派，这或许就是郑先生所说的“遇到些不愉快”。
郑先生于1991年到了郑州大学历史系，和郑先生几乎同时，朱门弟子的杨天宇先生则到了郑州大学历史所，再往后郑州大学历史系、所合并，原本河南大学研究生期间同学、后来同事的郑、杨二先生又相聚于郑州，成了新的同事。至于郑先生所说，河南省社科院院长胡思庸、近代史所长王天奖竟然不能决定其入社科院，郑先生所说的社科院有点地位的人“不同意”，我猜测很可能是居于胡思庸院长之上的舒新辅书记。杨天宇先生、郑永福先生当年从河南大学调入郑州大学，还有点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影子，不能算作严格意义的人才流动和引进。而《河南大学校史》所列20世纪80年代知名教授中提到，唐嘉弘先生于1984年自四川大学引进至河南大学，伊文成先生于1987年自东北师大调入河南大学，此外还记得朱自强先生从吉林大学引进至河南大学物理系，这在当时可谓改革开放以后河南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之先声。朱自强先生到河南大学没多久就去世了，唐嘉弘先生、伊文成先生到河南大学后，均受到朱派及本土势力强烈的和排斥，郁郁不乐，天不假年。
郑先生的遭遇和经历，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但物是人非，很多情况正好相反。1995年，我于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硕士毕业，同时也考取了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同样当时遇到生活的极度困难，我联系了河北师范学院（后并入河北师范大学）作为在职单位，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唐先生对我说，要不就留在河南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作为助理研究员同时读书，但报告打到河南大学人事处后，人事处长剧乂文，还有一个姓王的科长说，要向校领导王才安、王文金等请示，结果一请示便遥遥无期，剧乂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僚，官气十足，那个姓王的科长，虽然电话滔滔不绝，但全是废话。眼看河南大学人事处那边就要泡汤，唐先生让我到河南省社科院找单远慕先生，并通过单先生找舒新辅书记。当天找到单先生后，先生夫人因为买米还是买菜被小贩欺骗，怒气冲天，无奈，单先生领着我找到程有为先生，我也将心中的顾虑和单先生讲了，毕竟程先生属于朱门弟子，朱、唐不睦，在学术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单先生打消了我的顾虑，程先生和蔼可亲，而真正被阻挠的则是被先生称作一生没干过一件好事的王天奖先生。再往后，我和河北师范学院理顺了人事关系，河南省社科院的事便不了了之了。